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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圆桌会 | 北大教授收入超网红,“知识付费”的春天到了吗?

2017/09/22 16:53 BY 亚太日报

亚太日报记者:刘丹忆 周馨怡 荀诗林 曾新岚

据新华社近日报道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在“得到APP”上开设专栏,每天用10分钟左右音频讲授经济学常识。短短半年间,这款收费199元的课程就拥有超过17万订阅者,收费接近3500万元。网友惊呼:教授的收入终于有望超过“网红”了!

北大教授的知识能卖3500万与分答、得到、知乎live等知识付费平台大量涌现不无关系。据统计,去年我国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610亿元,同比增长205%,使用人数约3亿,约占中国网民总数的一半。

是否可以就此断言,沉渣泛起20年,中国互联网终于要走进“知识付费,内容为王”的春天?本期亚太圆桌会携两位专家解读“知识付费”究竟何去何从。

专家介绍:

【高校工资待遇与“颜值经济”不可同日而语】

亚太日报:有一个有趣的调查,被问及“长大后想要做什么”,超过半数的“95后”向往当“网红”,令人感觉与中国崇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、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传统有所悖离。如何评价这么多“95后”想当“网红”?作为高校教师、研究人员,你认为目前社会知识分子得到的普遍待遇是否合理?

薛小荣:在学校、科研单位这些地方,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是按行政事业单位的标准来衡量比对,因而其工资待遇一般,甚至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只是略高于工资平均线而已。

与“网红经济”相比,其待遇差距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随着直播平台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和广泛使用,使人即为媒体成为可能和现实。不需要太多门槛限制的“网红”成为不少孩子们企图走捷径成名的一个选择。最重要的是,成为“网红”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。

很多孩子选择当“网红”的目的就是赚钱。相比较于其他行业和职业,“网红”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多专业知识,只要有漂亮的外表、流利的口才、表演的欲望就能够快速赚钱。可以说,“网红经济”的“不劳而获”是吸引孩子们一个重要因素。

王鹏:第一,说到“网红”,不赞成把古今对立起来,然后引申到世风日下。事实上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只是古代(少数)优秀文人的理想操守,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,其“读书”背后的功利主义逻辑与如今“做网红”背后的功利主义逻辑是类似的。

不同的是,缺乏大众传播平台以及建立其上的大众娱乐、休闲产业,加上重农抑商,所以古人只能走读书——做官——发财的路径。相比之下,现代人选择余地大,那些亲和市场、大众的表现形式更容易变现。

第二,“知识分子”,有两个横向比较。首先是国内层面,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比较。其次是国际层面,即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配的金字塔中所处的地位,与别国(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)同类人员位置的比较。

我们先给“知识分子”选择一个可操作的中间概念,暂定为从事科学技术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专业人员,即大学老师——从国内层面讲,大学老师的待遇虽然远比不上官员、商人,但是相对于占人口绝大基数的工人、农民,还是有明显优势。

大学老师内部分化也非常严重,事件中的“网红教授”,在商学院工作,其收入本身就比人文社科、理科教授高出若干档次。从事应用型学科科研的知识分子容易在市场中变现;同时又因教授身份而享有“体制”所赋予的保障、安全感、归属感以及社会光环,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但这样的大学老师是少数,所以没有统计学意义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

国际层面上看,多年来,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在其统计范围内常年垫底,不仅远不如加拿大等发达国家,甚至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比较,其大学老师的收入,以及所占社会地位,也比中国大学老师要高很多。

【“知识付费”对知识生产提出新要求】

亚太日报:“知识付费”潮流对知识输出者和购买者分别意味着什么?

薛小荣:我们把“知识”放入市场,质量好而又有市场的“知识”自然能够为知识输出者带来明显的效益。

对购买者来说,花钱是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质高物美的“知识”,因而有了货比三家的市场选择权。

所以,对知识输出者和购买者来说,“知识付费”给输出者带来了“知识经济”的机会和市场;对购买者带来了可供选择的“知识市场”。但无论市场怎么变化,潮流怎么发展,“知识”的高价值性才是“知识付费”的关键。

王鹏:“知识付费”潮流对知识输出者意味着,只有你的知识迎合市场需求才能够变现。而“市场需求”是多样的、不断变化的,有雅也有俗。知识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存在互动,他们的互动从中长期来讲会影响市场偏好的形成与演化。须知,所谓雅俗,很多时候也是在转变的。

对购买者而言,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买方市场的自由大超市,知识的消费者们想选购什么就能选购什么。其实不然,在一个知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相互“拉低”审美情趣的时代,就可能出现一种奇特又有趣的现象:看电影的人说,真没意思,一部比一部烂;著名导演则反唇相讥,我们拍的那么好的片子,讲述1942年中国人的苦难,你们不去看,却怪罪中国电影人。究竟怪谁呢?

【产权意识有增强,知识索求分众化】

亚太日报:在为知识付费的这一问题上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者从“不愿意花钱”到“愿意花钱”这一转变?

薛小荣:原因有三点。第一,知识产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后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;

第二,对消费者来说可以获得更加精准、更加高质、更加符合个人需求的专项知识服务;

第三,是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消费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。每一个人既可能是知识的生产者,又可能是知识的消费者。花钱维护别人的权益,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
【流量与内容并重,挺的过互联网洗牌才能笑到最后】

亚太日报:在免费的互联网逻辑下,信息爆炸甚至过载,而优质的、结构化的内容仍属稀缺品;升级付费模式,是否就意味着将进入“流量靠边,内容为王”的新时代?“知识付费”的前景如何?

薛小荣:如果信息付费模式能够成为一种普遍遵循,那么“内容为王”无疑是主要的,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忽视流量的积累。

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,互联网付费市场会进行激烈的重组洗牌,最终会诞生既有流量又有内容的新媒体。

而发展前景根本上取决于知识付费能否真正被社会所接受。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行为,需要花费相当长的等待时间。在资本追求快进快出的互联网行业中,谁能挺到最后,谁就有可能成为知识付费的获益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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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来源 : 亚太日报)